（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陶德麟书写的武大校训）

　　珞珈山麓，东湖之畔。中西合璧，古朴典雅。历经沧桑，流风甚美。

　　百余年的风雨历程，铸就了武大“敢为天下先”的独创精神。

　　武汉大学，历经3个不同时期形成了有代表性的校训。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朴诚勇”、国立武汉大学的“明诚弘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其底蕴一脉相承，而又闪烁着时代光辉。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自强学堂。他认为，“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这便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诞生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匡时济世、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成为武大精神的不竭源泉。

　　五四运动前夕，国立武昌高师校长张渲制定并亲笔题写“朴诚勇”校训，激励师生无伪、无妄、无畏，具有“质朴无华”的美德、诚信实干的品格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1928年，李四光先生骑着毛驴，与林学家叶雅各一起，为国立武汉大学勘定了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新校址。校长王世杰带领师生开展建校运动，“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胡适语)，建造美轮美奂的早期建筑，种植荫庇后世的玉树琼林。在武大校园里，树木树人，薪火相传，诠释了“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

　　武汉大学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是关于学者的“传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盛极一时，外文系的袁昌英、中文系的苏雪林和凌叔华三位女作家，被称为“珞珈三女杰”，享誉文坛。

　　20世纪40年代，同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韩德培、吴于廑和张培刚被称为“哈佛三剑客”。他们是法学、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大师。

　　文学院先后聚集了一批现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杨树达、黄侃、郁达夫、沈雁冰、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周建人、刘异、谭介甫、朱东润、游国恩、苏雪林、高亨、冯沅君、朱光潜、沈从文等，声震四方;20世纪50年代，中文系学术鼎盛，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刘永济、刘赜、徐天闵、陈登恪、席鲁思、黄焯、程千帆、沈祖棻等“五老八中”，闻名遐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武大学者即在《自然》《科学》上发表了8篇文章;如今，谭崇台、刘纲纪、冯天瑜、胡德坤、舒红兵、周叶中等知名学者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院士方阵”120余人挑起教学科研大梁。

　　校训精神孕育了尊重学者、崇尚学术的传统。

　　最近，博士生陆庆全破解了西药合成金属残留这一世界性难题。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化学期刊发表后，不仅引得德国院士撰文点评，而且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无金属催化”的研究热潮。

　　武汉大学被誉为“创新人才的摇篮”。改革开放之初，武大走在时代大潮的最前沿，老校长刘道玉等率先推行学分制等一系列改革。2004年，武大首创以“质量”和“创新”为中心的研究生质量教育培养模式。今日武大注重对学生进行创造、创新、创业的“三创”教育，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校训既展示了学校的文化底蕴和精神风貌，又陶冶了一代代武大人的理想情操和价值追求。现行校训延续传统又与时俱进，1993年，时任校长的著名哲学家陶德麟发动师生讨论，凝炼出八字校训后，镶于学校正门壁墙，成为师生座右铭;2013年镌刻于新建校门广场的校训石上。有声有形的武大校训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校友欧阳予以学报国，“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干!”他研制出我国第一座军用核反应堆，完成了第一个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

　　桂希恩教授以行立德，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疫区调查，拉响了艾滋病在中国大地蔓延的警报。“一个教授的5年，将惠及整个民族500年!”

　　武大先后有100余人次参加了我国全部30次南极科考，鄂栋臣教授等数签“生死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个中国和世界第一。

　　30年接力科考谱写“传奇”，他们勇敢挑战人类极限，这些感人的故事，正是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所承载的武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太多的名字值得铭记，太多的故事需要传承。现在校长李晓红对校训这样解读：办顶天立地之大学，育顶天立地之人才;树创新、创造、创业之精神。

　　李晓红：感悟武大精神

        建校120年来，始终有一种品格挺拔着武大人的脊梁，那就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始终有一种担当指引着武大人的方向，那就是教育报国、造福社会;始终有一种气质浸润着武大人的心灵，那就是兼容并蓄、自由开放;始终有一种精神植根于武大人的灵魂，那就是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它们汇聚成武大的精神，它们就是“珞珈的根”和“珞珈的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武大精神的滋养下，武大将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我曾经给同学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企业老总给下属布置工作。第一类学生接到任务，还没开始干，就首先点评一番，建议领导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搞得领导极为不爽;第二类学生埋头苦干、加班加点，循规蹈矩地完成了任务;第三类学生按期完成了任务，并提交了一份修改建议方案。结果是：第一类学生被炒鱿鱼，第二类学生成为了业务主管，而第三类学生则得到了重用，接了老总的班。

　　武大要培养的就是第三类学生!我希望你们不仅要有实干精神，而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勇于创新，这正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校训精神的体现。武大校友易中天先生曾说过，“武汉大学钟灵毓秀，人杰地灵，风景好，风水好，风气好，这么好的风，熏也要熏出人才来。”我相信，在武大精神的熏陶下，同学们想不优秀都很难!

　　(李晓红系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山安全技术专家)

　　李德仁：顶天立地 报效国家

    “教学相长，报效国家，做顶天立地的人。这是我理解的武汉大学精神。”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近日做客大学文化与武大精神论坛，畅谈自己心中的武大精神。

　　大学是做什么的?李德仁开篇设问并指出，大学与小学中学不同，大学生与小学生中学生不同。“大学特别是武汉大学，由优秀的教师队伍带领全体学生，学会如何自立于社会，自立于世界，做好一个人，做好一门学问，做好一门事业，就是大学的本质。”

　　师从王之卓院士攻读硕士、首创国际测量学界“李德仁方法”、创下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论文得分最高纪录、指导的博士生论文5次入选全国百篇“优博”、被授予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最高荣誉“荣誉会员”……李德仁以自己从教治学的经历为例，娓娓道来，阐述其对武大精神的理解和体悟。

　　在李德仁看来，“教学相长”是指：虽然学生是学生，老师是老师，但学生与老师平等，可以互相切磋。老师启发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不迷信书本、洋人、权威。老师要在教授学问的过程中，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人才。他强调，这是“武大精神的精髓”。

　　“老师与学生相比，老师无非比学生早学一点，实干经验多一点，可能站得高一点，能看到一些方向性的问题。但是要承认：学生肯定能做得比你好，肯定有一天会超过你。”这是导师王之卓和阿克曼先生的育人之道，也是李德仁指导博士生的“秘诀”。

　　“在做人方面，老师也应该做表率。”在他看来，这是“教学相长”的另一层要求：老师通过日常交流和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行为带动学生的行为。

　　从做学问、做人，再到具体的做事，李德仁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只学理论是不行的，要理论实践相结合。在大学不同阶段，都要做些实践活动。”他还告诫学子，假期不是放假，要利用假期进行有目标的学习。

　　李德仁直言，当今大学有一个毛病：学一门考一门丢一门。“这不符合大学精神。”他认为，大学不是学几门课、得几门分数的地方，是让学生长大成人、顶天立地的摇篮。“我希望你们成为世界级发明家，解决国家重大问题，这是顶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平凡的工作做得出类拔萃，这是立地。”

　　(李德仁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

　　李龙：武大精神育雄才

　　“精神”一词，哲理深邃，唯心推崇;另有精力旺盛，锲而不舍之意。“武大精神”，乃追求真理，崇尚学术，彰显高雅，敢于担当，实属学府之魂、镇山之宝。

　　武大精神，贵在高雅。大师云集、立德立人，悠悠百年，代代雄才。武大先驱张之洞，建“汉冶萍”之伟业，立《劝学篇》之宏论，有“自强学堂”之创举。武大元勋王世杰，学贯中西，传承学脉，树“国立武大”的宏愿，著《比较宪法》之杰作;生为武大昌盛而欣慰，死以“武大校长”为墓碑!情系珞珈，令人感叹!哲学家李达，追求真理，爱我中华，血染珞珈，浩气云天!

　　武大精神，重在“自强”。清心向善，嫉恶如仇。法学家梅汝璈，肩负民族重托，扬威东京审判;义正词严，怒指日寇，把战争罪犯推向绞刑架。大快人心，壮我中华!史学家唐长孺，精研南北朝，探秘莫高窟。为国学争光，显华夏探究之雄风!生物学家高尚荫，厚积薄发，终成正果;探鸭蛋之奥秘，创生物之奇迹。化学家邬宝良，潜心探究，为我国原子能研究开路奠基，为武大新生鞠躬尽瘁。

　　武大精神，气贯长虹;无私奉献，誉满九州。韩德培、吴于廑、张培刚哈佛“三剑客”，曾为武大赢得数十年美誉。文学家闻一多，改“罗家山”为“珞珈山”，为武大成为最美校园奠下基础，俱往矣!百年老校，青春永在。测绘学家刘经南的“北斗情怀”，成就了超越GPS的壮举，两院之士李德仁，创地理空间信息科学奇迹，独争该科“全球领袖奖”之殊荣!理工一年喜评五院士，文科两次名列全国获奖前茅……

　　武大精神一脉传，庆贺校庆谱新篇，珞珈子弟怀大志，筑梦圆梦尽雄才。

　　(李龙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法学家)

　　彭斐章：文华精神与武大精神

　　1953年，坐落于武昌崇福山的文华图专合并到了武汉大学，发展成为今天的信息管理学院。

　　我是文华图专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也是它并入武汉大学后的第一批教师。1953年9月1日，我随着学校从崇福山搬到了珞珈山。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是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结果，从我执教的这近60年来看可谓天作之合。

　　文华图专的全称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她对我国图书馆和档案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是1920年在昙华林办学，开创了我国图书馆学专门教育的先河。因抗日战争1938年西迁重庆。1940年，她在承受着日军轰炸的重庆，设立了我国最早的档案管理专业。1946年学校迁回武昌崇福山。文华图专办学质量很高，非常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深得业界好评，享有世界知名度，许多国内的图书馆乃至国外东亚图书馆的馆长和主任，都是由文华图专毕业生担任的。

　　文华图专规模一直都不大，在发展中经历的艰辛、困苦和挫折也非常多。在她创办后的20多年内，其他一些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在中国出现过，但很快因为各种原因停办。文华图专的持续办学使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从未中断。为什么文华图专可以做到?除了创办者韦棣华女士、沈祖荣校长等人努力争取的物质条件之外，还有很重要的精神力量来凝聚人心，推动向前。

　　我们把文华精神归纳为：自强不息团结奋进、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自强不息团结奋进，是文华图专几经风雨仍弦歌不辍，在战火纷飞的逆境中顽强发展的真实写照。兼容并蓄开拓创新，表现在文华图专的办学理念方面，学习西方而不崇洋媚外，继承传统而不厚古薄今，从实际出发而敢为人先。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直接反映在校训“智慧与服务”中，文华学子利用所学，投身图书馆和档案专业，不慕名利，以促进社会文化进步为毕生事业。文华图专的精神通过很多方式传扬，比如校歌这样唱道：“浩浩天宇，莽莽神州，人类进化悠悠。经藉辉煌，典章博大，圣贤教化永留。文华图专，循循善诱，知识诸宝是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智慧服务群俦。愿同学，勤研究，立功立言不朽。亲爱精诚团结，为国为民奋斗。”

　　文华图专厚重的历史积累和武汉大学这所名校水乳交融。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视，不但造就了自强学堂，众多学校也构成了文华公书林扎根的土壤。正是在韦棣华女士创建的文华公书林这所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上才有了文华图专。在武昌的文教发展中，武汉大学和文华图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共同的抗战西迁经历，为两所学校形成了彼此的认同感。当年武大校长王星拱曾到文华图专参观讲学、训词祝贺。文华图专的“群育讨论会”上许多武大教授登台演讲，精彩纷呈，曾有理学院院长查啸仙介绍我国科学的发展史，也有国际法专家周鲠生讲解民族主义。更有一些教师同为两所学校所聘请，如武大李笠教授也兼职在文华图专讲授目录学课程。武汉大学图书馆是文华图专的一个重要实习场所，多有毕业生在这里服务。如我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曾担任过乐山时期武大图书馆馆长。皮高品担任武大图书馆主任后在图书馆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成为与“南杜(定友)北刘(国钧)”齐名的图书馆学家。曾宪文、蓝乾章、廖维祜、林斯德、骆继驹等等都是武大图书馆中忠于职守的一份子。一些文华毕业生学有专长，开拓了其他研究领域，如武大著名的翻译家戴镏龄也是文华图专的杰出校友。此外，武大和文华图专学生之间的活动与交流也很多。

　　文华图专从崇福山迁入珞珈山，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之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拥有了更为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前文华图专开设了史地、理化生等方面的综合基础课程，希望开拓学生视野，需要延请其他学校的兼职教师来讲授。合校后，为学生讲授这些课程的都是当时各学科的名师，深入浅出，受到了学生们的极大好评。当然，在资金、场所、设备、生活条件等方面，比起在崇福山时都有了较大改善。

　　在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中，图书馆学专修科一直保持着国内领先的优势，1956年改制为图书馆学系，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图书馆学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图书情报学院，2001年更名为信息管理学院，成为了武汉大学学科排名成绩非常优秀的特色专业和本领域国内一流的学院。

　　文华精神不但通过文华学子继承至今，也在整个业界传扬和发展;并入武汉大学之后，也成为武大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致力于把信息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信息学院，这条道路同时也在引领我们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武大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图书馆学家)

　　谭崇台：富有内涵而不外露的朴实

　　1937年，我高中毕业，一心向往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高考目标是北大、清华或上海交大。但是，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北大、清华、南开迁至西南，合并为“西南联大”，上海交大搬到了重庆。恰巧，武汉大学迁址于四川乐山，身为四川人，我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选择了它。

　　刚进武大时，只觉这个学校很“土气”。西南联大的同学都穿制服，而武大最常见的是蓝布大褂;西南联大受西学影响较早，课程设置和英语教学很现代化，而我们的书籍都是从珞珈山运去的，颇有年代感。

　　但等真正融入武大之后，才体会到那不是“土气”，而是有内涵而不外露的朴实，这也成为了武大多年来的校风，或者说是武大精神。不工于外在雕琢的，一定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武大就属于这一类。大学之“大”也体现于此：学校大、专业广、名家多。

　　1938年，武大迁至乐山，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在当时艰苦简陋的学习环境里，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图书馆，那种物质上虽贫瘠精神却丰腴的兴奋感，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非常辉煌，师资队伍强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后来周鲠生先生担任校长时，招纳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等学术界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学者，也是武大精神的传者。

　　名师大家是铸成武大精神的源头活水。当年我读本科时，教务长是朱光潜先生，教我国文的是叶圣陶先生。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深受学生喜爱。我迷恋人世间这种难得的情感，立志成为老师的念想从此埋下。

　　叶圣陶先生一口浓厚的江浙音，教学认真严谨。他每两周布置一篇作文，并用红笔仔细批改，每个学生的本子上都有他的笔迹。而同学们也盼着作业快发下来，急切地知道老师的评语。还记得我曾写过一首小诗，大致是“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荆汉?”诗记不全了，但是老师的评语清晰犹在——“爱国爱校，兹情深意”。

　　学校还常常请校内外名家来给我们讲授公开课，一周一次。国学大师钱穆、散文家钱歌川、历史学家陈源等都被请过。这些早就耳熟能详的名字，我终于在大学和他们见面了。

　　1943年，我本科毕业，第二年参加全国留学考试，以财经类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了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当时，武汉大学已名扬海外，美国人也只了解中国的北大、清华、武大等少数几所名校。他们每次问起我的母校，都会竖起大拇指。

　　母校的荣耀让我更加怀念她的一草一木，国外求学的几年，对武大的思念超过以往。1948年，我决定离开美国，许多朋友劝我留下，而我认定中国人就要回中国做事。回国后，如我所愿，成为武大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一教就是六十余载，培养学生近千名，博士生70个。

　　这么多年来，武大一直保持着“求是”的学风，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践行着前辈传承下的武大精神。

　　教学上，我清晰记得老师们当年躬身于教育的模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并将这些复制在我的工作中。同时，我深信“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提醒自己树立起榜样，用行动熏陶和影响学生。

　　学术上，“朴素求实”的武大精神不曾消失，反倒更加浓郁。我常常告诫学生不要浮躁，对抄袭论文、亵渎学术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严加批评。

　　学生培养上，在哈佛，每一个研究生必须达到每门专业课B+以上、经历4名教授轮番提问的通识课考试、高淘汰率的论文答辩，方可毕业。因时刻面临被淘汰威胁，学生都用功学习，虽然压力不小，但收获很大。因此，我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时会严格把关，意在通过考试磨练他们的意志。

　　直到现在，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年的决定，我笑着说没有比现在更好的了：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享受着珞珈山的钟灵毓秀。

　　若说对武大未来的希望，那就是：武大应当恢复多而全的学科优势，继续保持海纳百川的规模和气度，培养一批朴素求实的优秀教师。

　　相信武大的未来定不会辜负历史的荣耀。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刘纲纪：珞珞如石 光辉如玉

    在纪念武大120周年校庆时，我们要回顾武大的历史，深入认识我们学校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并在新的条件下大力发扬这种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回顾武大的校史，有一点必须提到——武汉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四所大学之一。

    那个时期第一有名的是北京大学。北大是1898年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的产物，开始叫做京师大学堂，专门供贵族子弟上学之用。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校长，改为北京大学。最早的北京大学是文科大学。我是研究美学的，从美学来讲，最早提出在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开设美学课的是王国维。但真正在北大开美学课的是蔡元培，他于1921年在北大正式讲授美学。

    清华大学是当时第二有名的大学，它是因为庚子赔款而建立的。1900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侵略者为了表示“宽宏大度”，拿出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办了清华大学（以前叫清华学堂），实际目的是对殖民地进行进一步的文化输入与文化侵略。圆明园在北京西郊，离北京城很远。我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有一次团委组织我们到圆明园植树，那里现在还有我种的树。当看到被侵略者焚烧后留下的断垣残壁时，我走上前去，久久地抚摸着它们，感慨万端。

    蒋介石执政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际上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因此他又着手创立了中央大学（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和武汉大学。1949年前中国的私立大学不少，而属于国立大学并很有名气的，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武大曾经拥有一批有名的教授，如中文系的刘永济、黄侃等，哲学系的黄子通、洪谦等，这些学者都做出了一流的学术成果。

    如果把武大的历史分为几个时期，我认为主要是抗战前和抗战后。抗战时期武大迁到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又迁回珞珈山。武汉大学原来是国民党直接控制下的一所大学，但抗战前后，一大批进步学者，如闻一多、朱光潜等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为武汉大学带来了民主、进步思想。武大的发展与抗战时期一批著名学者、进步人士的加盟有重要关系。

    讲到武大的精神，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珞珈山这个名字，它是非常有文化意味的。这山原名罗家山，武汉大学在此建校后改为珞珈山。从文献上考察起来，“珞”的含义来自《老子•三十九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大意是说，老子认为贵是以贱为本的，他不想做人们特别珍视的玉，只想做人们所贱视的一块坚硬刚毅的石头。珞与石相关，珈则与玉相关，它来自《诗经》中的“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这句诗。依据历代《诗经》注释考以及《礼记》的有关说法，女子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就要把头发盘到头上，成为一个高高的发髻，并用一个以玉为饰的簪子夹住，这就是“珈”。此外，老子在第七十章中又说过“圣人被褐怀玉”的话，自视为一个穿着粗布衣服，但心中却怀有玉的“圣人”。这里的“玉”，指的是“圣人”为民治国的崇高品德和杰出智慧。

    从上述“珞珈”一词的含义来看，我很希望武大的学子既要有一种甘于做最普通平凡的工作、默默奉献的坚强精神，也就是“珞珞如石”，同时又要不小视自己，要如“圣人”的“被褐怀玉”，成为国家所需要的英才、栋梁之才。简言之，既要有石的坚强，又要有玉的光辉。

    以上是就武大的学子而言。从武大作为培养天下英才的高等学府来看，也和石与玉相关。《诗经》中有一句诗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玉要成器，需要用石来打磨。《礼记•学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武大要尽最大努力，用坚硬的珞山之石，把每一个前来武大学习的学子打磨成光彩的玉器。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李达同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我国最早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被委任做武大校长，表现了中央对武大的高度重视。他就任之后，认真落实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并在全校大力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大办学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在武大的历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李达在“文革”时被批斗，最后含冤死去。“文革”给武大带来了严重破坏，许多著名教授被下放到襄阳斗批改。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武大才逐步恢复过来。此后，武大的每一任校长，都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武大在改革开放后医治“文革”创伤，教学和职工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全国大学中排名前列。四校合并后，理工科的实力大大增强，人文学科也大有发展，武大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态。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武大的历史。现在，我们要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向国内一流和世界一流迈进。这不但有可能，也有条件。我们不必有自卑感，而要有种顶天立地的精神。只要我们踏实苦干，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刘纲纪）